这些工作主要是远程勘探部和农业口的元老和归化民技术人员来做，芳草地的学员担任辅助性工作。按照元老院一贯的抠门秉性来说，对自然历史博物馆这类毫无产出的“公共服务项目”上的拨款自然是“从紧”。从编制上说，它现在隶属于科技部，但是科技部为此却没有增加多少名额。整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十人。其余都是“临时借调”－－从元老到归化民职工莫不如此。
目前博物馆的馆长是钟博士。不过钟博士很少来博物馆，具体的经办人是筹备组组长远程勘探部的崔云红。至于为什么选崔云红来当这个常务馆长，小道消息说是因为筹备组里有好几位元老的女仆，故而选他云云。
崔云红对此倒并不在意，不过他表示自己的专业其实是地勘，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其实并无多少用武之地。
“我们要在博物馆开个博物学培训班，你的得意门生索尼亚也在。我们现在很缺野外勘探人员。你到那里给他们上地质课－－让索尼亚也给他们上上课。”钟博士说。
所以索尼亚目前即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是培训班的学生，同时还是培训班的老师。如果不是家里有个娃，大概每天七点就得到博物馆来报到了。饶是如此，她每天下班时间基本也要拖延到六点之后。
索尼亚看了看最近几日的行程：没有课程。她略略松了口气，不论是讲课还是听课，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不止是在博物馆，回家她还要为此备课、复习和预习。
虽然学习知识是一桩快乐的事情，但是对当了妈妈的人来说可很不轻松。要不是家里还有林瓘玉和育儿保姆的帮忙，索尼亚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应对这些事情。
她的办公桌上已经堆积了新的材料，这些都是整理出来之后需要她过目的报表，有的是编目遗失需要重新鉴定；有的则有毁损，需要她鉴定是否还有保留修复的可能，如果没法挽救了那还得登记以后重新制作。
索尼亚匆匆翻阅了下报表－－她现在已经能简单的进行中文阅读，看懂格式化的报告了。这些报表难不住她，而且对她而言还有一个好处：现代的生物学各分支的专业名词均为拉丁文拼写，而她从小就熟读拉丁文着作。
从报表上看，又有十五件剥制动物标本需要她的鉴定。
索尼亚叹了口气，来海南岛这几年她已经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非常熟悉了。在长达半年多的雨季里，没有精心保管的物件都会发霉，虫害更是常见。标本因为储存条件有限，很多都要霉变虫蛀的问题。而且大多修复不了。
再这么毁损下去，钟博士的“海南岛地方展”都快办不下去了。
按照钟博士的意见，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首先要突出“地方特色”，所以第一个常年展览的主题就是“海南岛的自然”。主要展出海南岛的动物、植物、昆虫和矿物的各种标本。这样办展的难度相对要小一些。
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地方特色”，不搞“大而全”的方针，工作量也非同小可。索尼亚在远程勘探部学习的时候得知，澳洲人治下的海南岛共有野生鸟类19目56科256种；兽类8目24科68种。远程勘探部这些年采集到的标本只有鸟类176种，兽类40种。相差甚远。至于昆虫和植物，那就差得更远了。
而这些标本，又出现了大量的损坏。要补上得重新采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
远程勘探队目前已经培养了四支队伍，各由一两名专职元老带队，采取轮换制，每队每期三个月对整个海南岛进行分片式的地毯式考察。索尼亚也参加过两次。每次考察回来固然收获甚丰，但是也让她产生了某种疑惑：博物馆里收藏的由高山岭出版社出版的《海南岛自然概况丛书》明确记载了这座岛屿的一切资料，显然早就有一批知识非常渊博的博物学家对该岛进行过详细的考察，为什么还要再组织一批水平能力明显不如前者的人去重新考察一遍呢？
这样的疑惑也在她考察济州岛和台湾岛的时候产生过。
她把这个疑问向崔云红等人提出过，不过每个人都是含糊其辞，要么说“那都是过去的老资料，和现在有出入”，要么就是“我们要更详尽的资料”。
她的目光投向了桌上的地球仪。这是刚到林家的时候，林汉隆赠给她的礼物：用高级木料拼接打磨而成的球体上面，精心刻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是她最喜欢的临高物件之一。在此之前，她从未见过如此细腻比例又精确的地图。最令她称奇的是，这个地球仪上标注了许多海区的地标经纬度。
要知道这会全世界的航海家都在苦苦思索在航行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定位的一个难点是经度。科学家们很早就能通过天文观测来确定纬度，但是经度因为缺少参考点，只能以时间作为推测方法。而当地的精确时间如何测算一直是个难题－－简单的日冕观测得出的数据是非常粗略的。
17世纪初望远镜被发明，1609年伽利略就着手制造天文望远镜，通过望远镜观测了月亮、金星、木星、土星等天体，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通过对木星卫星的观测，伽利略发现木卫绕着木星转动，并测定了公转周期，这有力的支持了日心说。更为重要的是，伽利略发现可以把木星卫星的运动当做天上的时钟，而且木卫的公转周期短、有四颗卫星可供选择，是非常理想的标准时钟，当木星与木卫发生相互遮挡掩食的时候，地球上各个地区是可以同时观测到的，这样就可以校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时差距，进而获得经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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